资金补贴和政策补贴就像西药和中药，前者见效快，后者却能长线解决问题

　　过去的11个月，北京市丰台区的家电零售商陈冰的生意非常差，旺季销售额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。

　　更让他担忧的，是北京市2015年11月25日出台的新版家电补贴政策。

　　该政策对平板电视、空气净化器等九类产品根据能效等级的不同实行最高额度达800元的资金补贴。补贴由家电销售商先行垫付，过后再由政策埋单。政策带来的优惠价格无疑是对销售的巨大促进。

　　然而，受惠的并非所有销售渠道。像陈冰这样规模较小的个体家电零售商并不在补贴之列。这就意味着，同样的家电，陈冰店里的价格要明显高于淘宝或者家乐福。对他这样的零售商及以此为主要营销渠道的家电企业而言，这是不小的打击。

　　而从整个家电行业的全局来看，这一补贴政策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：其一，资金补贴容易导致“骗补”；其二，正如格力总裁董明珠所说，家电补贴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也能给消费者带来一定的实惠，但实际上却形成一个寻租交易空间，不利于市场正常竞争。

　　事实上，早在3年前，北京市首次启动家电补贴政策时就曾招致一些家电企业的诟病。

　　巧合的是，2015年11月4日，国家发改委等三部委联合推出了酝酿已久的关于家用电冰箱、平板电视及转速可控型房间空气调节器的“能效领跑者制度实施细则”。

　　这个被外界称作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的政策，彻底抛弃了以往的资金补贴形式，对达到高能效标识的家电产品给予采购优先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北京市家电补贴政策选择以资金推动市场，而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却选择以政策推动市场。

　　两个不同版本的政策在一个月内相继落地，让尘封3年之久的家电补贴争论再度卷土重来。对于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来说，政策和资金工具当如何取舍？

　　备受争议

　　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，是自2013年6月高效节能补贴政策退出后的首个国家级家电政策，一个明显的变化是，它将“家电下乡”时代的资金补贴转为政策鼓励。

　　“这种转变是必然的，很好地规避了以往资金补贴政策存在的种种缺陷。”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对《瞭望东方周刊》表示。

　　中怡康消费电子事业部总经理彭显东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资金补贴会使企业形成对现金流的依赖，但用政策激励作杠杆会有更好的效果。

　　不过，在能效“领跑者”制度颁布的20天后，北京市仍然公布了京版的家电补贴政策，沿用“家电下乡”时代的资金补贴形式。

　　这让外界颇感意外。

　　“尽管资金补贴存在骗补等弊端，但拉动效果更为直接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电企业负责人说。

　　而对于首批入围的21家补贴企业，有评论认为，其补贴对象倾向明显，“全都是销售平台”。

　　北京市新版家电补贴政策要求享受补贴的企业必须有20家以上的自有门店，且单店每年的销售额需在500万元以上。

　　因此，入围的企业仅21家：苏宁、大中、国美、华冠、家乐福等实体零售商企业16家；淘宝、当当网、京东、小米等5家电子商务企业。

　　但被忽视的现实是，很多拥有高能效产品的家电企业恰恰是以自有经销商渠道为主，故不能享受本次补贴。

　　“这样消费者宁可舍近求远去有补贴的大卖场买，也不会选择从我们的经销商买了。”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电企业负责人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该政策对其经销商的销量冲击会很大，“很多经销商都在担心明年的行情。”


　　“这是不公平的。”上述人士认为，北京应适当放松补贴企业的限定条件，让经销商也能享受同等补贴待遇。


　　他担心，一旦其他省份效仿京版家电补贴政策，那些以经销商渠道为主的家电企业遭受的打击更大。

　　不少业内人士认为，该政策实际上是“家电下乡”政策的微缩版，属于“换汤不换药”。

　　上述家电企业负责人担心，京版家电补贴政策未来会重走之前“家电下乡”的老路。

　　“资金补贴和政策补贴就像西药和中药，前者见效快，后者却能长线解决问题。”彭显东说。

　　“骗补”之弊

　　2009年2月1日起，“家电下乡”政策在全国范围内推行。

　　该政策对消费者购买的家电产品进行现金补贴，补贴额度高达13%。

　　“政府希望借助这个政策提振国内市场的消费，扭转家电行业的低迷之势。”徐东生告诉本刊记者。

　　事实证明，该政策确实在短期内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，2011年，全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量达到1.03亿台、实现销售额2641亿元，分别同比增长了34.5%和53.1%。

　　而当其终止，负面效应立显。受到山东、河南、四川等省“家电下乡”政策于2011年11月底到期的影响，全国12月家电下乡产品的销售量和销售额立即同比下降28.5%和7.9%。

　　在实施4年后的2013年1月底，该政策悄然落幕。

　　在彭显东看来，“家电下乡”政策的终止，除因为已完成特定历史使命外，还因其逐渐暴露出的问题。

　　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屡被曝光的骗补丑闻。

　　“一方面国家的补贴额度很大，另一方面消费需求比较大，并且制度本身确实存在设计缺陷，一些企业就利用这个漏洞去套取国家补贴。”彭显东说。

　　2014年4月，浙江省曾公开宣判一起“家电下乡”诈骗案，被告人为一家电公司老板，在2010~2013年间骗取“家电下乡”财政补贴资金高达380余万元。

　　国家审计署2013年年中公布的审计公告也显示，在2012年6月起实施的节能惠民政策中，有8家家电企业骗取节能家电补贴近9062万元，其中不乏TCL空调、长虹空调、美的空调等知名品牌。

　　而北京市新版家电补贴政策的实质也是资金补贴，依然可能存在“骗补”的漏洞。

　　被透支的市场潜力

　　彭显东认为，外界更多地关注“家电下乡”实施过程中的积极效应，但其伴生的负面效应却很少被人提及。

　　在徐东生看来，在政策刺激下短时间内释放出来的巨大需求，给家电企业传递了错误的信号，很多企业误认为市场需求巨大，便盲目扩大生产，最后导致产能过剩，“其实是打乱了企业固有的生产节奏。”

　　对民众来说，“家电下乡”的刺激使得许多原本并无打算消费家电的人群产生购买欲望，把长远的购买计划变为现实消费。其后果就是提前透支了居民的家电消费能力，使得补贴政策取消后整个行业再次陷入低迷。

　　通常情况下，家电市场的消费增速保持在每年10%左右的比例较为适度，但是从2008年开始，中国家电销售增长率长期保持在28%左右，一度高达40%，是正常市场增速的3倍。

　　但这一增速在2011年达到顶峰后便开始逐渐走低，家电补贴政策取消后，增速一度退回到2008年前的水平。“这就反映出，家电市场的异常增速是补贴政策带动的短期增长，不可能持久。”徐东生说。

　　对这样的情况，格力总裁董明珠直言，家电企业不需要产业扶持，“因为家电作为耐用消费品，短期繁荣的刺激性消费必将以漫长的寒冬为代价。”

　　诸多知名家电品牌在补贴政策取消后遭遇的经营困难情况，也印证了这一观点，包括新飞、海信、TCL等在补贴时代大放异彩的家电品牌，都曾遭遇过业绩急速下滑的局面。

　　那些完全依靠政府“喂奶”存活的投机企业，也在补贴政策结束之后开始尝到苦头，一夜之间“死伤”无数。

　　当然，也不可否认，“家电下乡”曾给整个行业带来阶段性繁荣。


　　一些家电企业为争取市场，通过技术革新提高产品能效等级，使原本需长期改善的能效提升工程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。但风险在于，一旦国家资金补贴力度不足，这些“突击成果”就会被打回原形。

　　一个典型的案例是，在有节能补贴的时候，平板电视行业一级能效产品能占到90%，但在补贴取消后则几乎没有了。

　　家电补贴所暴露出的问题，让政策制定者、从业者都开始思考如何扭转局面。

　　“资金补贴的形式显然不能再继续了，必须换一种补贴方式来解放市场和消费者。”徐东生说。